最高法院大法官阿米·科尼·巴雷特与众不同。
她是右翼阵营中唯一的前全职法学教授。与她的五位保守派同僚不同的是,她作为一位育有七个子女的母亲,在假设案例中经常提到雄心勃勃的保姆和送餐盒的快递服务。
对于当今极度两极分化的最高法院来说,或许最重要的是,她是保守派中唯一从未在共和党政府最高层任职过的人。在口头辩论时的提问或书面裁决中的推理中,她在执行权力方面的观点,例如唐纳德·特朗普去年7月的免责案例,都很冷静。
因此,巴雷特成为了剩余自由派法官的重镇,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胜利之后。
法官们内外都认为,巴雷特是能对重塑法律体系的法院提供一些平衡的人。或许以她的专业方式通过法律,可以争取到中间路线的多数派。当特朗普回到白宫时,最高法院甚至可能更能制约政府的权力平衡。他已发誓在行政部门为保守派增添新势力。同时,共和党人在周二的选举中重夺参议院控制权,可能会继续保有众议院的控制权,因为还有几场选举结果尚未揭晓。
尽管52岁的南特德·德雷克大学法学院教授巴雷特确实参与了左翼的法律理论,但她通常会与右翼投票一致。她投票推翻了关于堕胎、平权行动和联邦监管权力的先例。到目前为止,她与众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提问方式而非投票结果。
尽管如此,进步主义者仍然没有太多选择,前景也不明朗。他们不能不寄希望于巴雷特。
这也许是为了填补一个显眼的空白。
在过去几十年里,随着一系列共和党任命的人士加强了最高法院的右翼阵营,个别法官违背了预期并占据了中间立场。1981年由里根总统任命、2006年退休并于去年12月去世的桑德拉·戴·奥康纳大法官就属于这种情况。她满足了左翼的要求,但却让保守派运动感到恐惧,就像自1988年至2018年担任大法官的安东尼·肯尼迪一样。
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共有20个最高法院空缺席位出现,共和党总统能够填补其中15个席位,而民主党总统只填补了5个席位。
三名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索尼娅·索托马约尔、埃琳娜·卡根和凯特尼·布朗·杰克逊仍然在任,他们作为少数派面临着保守派的超级多数。
在他们的追求一些中间立场的努力中,他们在法庭上以及起草意见书时都与巴雷特互动。
在十月当天的口头辩论中,当谈到限制法规的实施时,巴雷特专门问了一个有关时效法规的问题并得到了答复。索托马约尔立即引用巴雷特提出的问题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“就像巴雷特法官说的那样…”,这是卡根经常说的话。上周一,当围绕一家举报者声称学校因电信服务收费过高而引发的争议时,巴雷特早早地加入了这场争论并提出了几个问题。然后卡根插话道:“我和巴雷特法官有同样的疑问…”
类似地,站在法庭讲台上的律师们也变得更加关注巴雷特的提问,在他们回答其他大法官的问题时也会回到她提出的话题上。
对于这篇报道的采访请求,巴雷特拒绝了CNN。
在巴雷特与其他八位大法官一起坐在法庭上之前,她的助手们会从红天鹅绒窗帘后面拿出诉状、文件夹和马克杯,仔细地放在她的位置上。